戏说官场“潜规则”（一）
吴越论春秋
近年来，官场段子和官场小说非常流行，说明大家对官场的关注以及对官场生态的恶化已经严重不满。媒体只能从公开查处的腐败案件中零星透露官场恶行，学者多从政治体制和制度设计中研究问题。总之大家都感觉到官场不正常，却说不清这不正常如何体现在官场的日常运行中，所以民众的不满也仅仅在段子和小说中。本文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找出一些官场“潜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
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来接近领导，恭维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达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已经由不正常变成了正常，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这种上下级关系就象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下面与上面，一层又一层、一环又一环地连接了起来。
上级对下级的不满，尤其是对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所表示出的不满，下级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对他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重视，而且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使他迅速感到满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滞后，而且力度、广度、深度都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相比。经济体制已经逐步走入法制，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人治依然大于、高于、超于法制。正是因为这样，下级领导的乌纱帽，并不是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还是控制在上级领导的手里，特别是分管领导的手里。
干部好不好，本来应该是群众说了算，可是关键时刻还是领导说了算，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火烧的就是原来领导工作的思路和决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问题。如果新的不把旧的否定掉、消灭掉，那又怎么能体现出新的呢？过去官场上老的比新的厉害，现在正好反过来，是新的比老的更厉害。这是个不争的官场游戏规则。
“我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这绝对不是什么套话，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臣服的特定程式。
用能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才能有政绩，才能有立足之本，才能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多年的经验证明，在人情化泛滥的社会里，当领导的手下不能没有几个人，尤其不能没有能人，没有几个得力干将，就撑不起一方天地。
作为上级想交结下属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是多多表示关爱，工作中多提携，多保护；二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结交，拉他们进入圈子；三是礼贤下士，讲义气。心有所属的下属多了，工作就好干了，对自己的贡献也就多了。而且这些人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危险比较小。
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最敏感的问题，仕途升迁是官场的首要大事，为官者成败荣辱全系于此。干部问题不但关系事业成败，而且可以影响一地民风。现在的干部管理制度还是上级任命制，基本程序是：领导提名、组织考核、集体研究决定。这几年的变化无非是在组织考核过程中增加了一项群众评议和公示的内容。选拔、调整干部的关键是领导提名，没有领导提名，无论你如何优秀也不可能被提拔任用。提名前的私下沟通又是关键的关键，其他程序只是必要的形式而已。既然提名前的私下沟通是关键，以人划线和任人唯亲就不可避免。在法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治的手段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上清高不得，迂腐不得。
派系和派别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根本杜绝的。在大的原则下，具体问题必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就行。在当前人治为主的环境下，任人唯亲是不可避免的，党政机关中实际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派别派系。自古以来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从未停止过，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很好地驾驭局面。在干部的任用上幼稚不得，迂腐不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二者不可偏废。当然也要照顾到上级领导和班子成员的关系，通过协调关系形成比较统一和谐的整体。
中国古代高官的仪仗和身边人的毕恭毕敬，除了为了表现等级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权威。如果身边人和你没大没小，你就会因此失去下属的尊重。威威皇权，由近及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是人情化的社会，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不会处理关系就干不好工作。幼稚必然导致失败。现实和理想必须相结合。人情化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利用矛盾驾驭局面，这是政治家必须拥有的手腕。
接待水平代表工作水平，有民谣为证：“汇报再好不如酒好，工作可少菜不能少，想当先进备好礼包，感情交流全都有了。”
检查本来是一种督办工作的方法。本来十分严肃的检查，如今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沦落成为弄虚作假蒙混过关且轰轰烈烈地造假，通过了检查，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上面，一是一些上级部门领导焦渴的虚荣心需要满足，检查这一形式便于显示权力，抖一抖威风；二是上级部门的领导需要被欺骗，就象女人喜欢听到别人说她美丽，明知是虚假的奉承仍然百听不厌；三是上级部门需要下级虚假的材料来满足他的虚假政绩的需要。
给领导办私事是密切与领导关系最好的形式。俗话说公事办不好挨批，私事办不好挨踢。
工作总是和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就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请示不汇报，小心你的乌纱帽。今天找不到领导的办公室，明天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
吴越论春秋
在中国官场，上级对下级是臣属关系，上级整治下级是天经地义，以下犯上十有八九没有好果子吃。即便是上级有错误被你掀翻，你今后也必被新上司视为不忠不孝，终身得不到重用。同级之间是兄弟关系，即便有矛盾，一般也不伤害根本，若你真的把同僚掀翻在地，必被视为不仁不义，而遭人防备。
你依附的官员总有调动、退休、倒台、下台的时候，即使他上升了，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对这个人的话语权能否继续保持？恐怕逐步消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新上来的人，也象一个新的树枝，有他自身成长起来的树干和发展出来的枝桠。更何况，你靠什么建立和维持与某一个权贵者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究竟是单方面的依赖，还是双方相辅相成的？如果是前者，你在心理上就永远处于一种对人摇尾乞怜的状态；如果是后者，情况反而更糟糕，因为你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是你又无法全方位地介入他的行政生涯，你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层面、一个点，是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的一个小小的结，而一旦他那一方在别的侧面，别的层面、别的网结上出了问题，你就不能不受到牵扯，你的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跟着玩儿完了。
对于上司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下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于下级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上司将使你随时处于不安之中。
官场上的事情谁对谁错，没有个是非标准，谁权大谁就是对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官场处世原则。
这个社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有靠山和没靠山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做官必须朝中有人。生活里想不想当官，能不能当官和会不会当官不是一回事情。想当官的人不一定能当上官，当了官的人不一定能当好官。
法规是人大定的，而具体的执法人员是要官方的权力机构任免的，违法可以，违权不行。违法不违权还有救，因为有权者可以帮你说情；如果违权不违法，那就死定了，只要有权者一句话，头上的乌纱帽就得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权而争得头破血流，却不见有多少人为护法而牺牲呢？
生活中为了一官半职明争暗斗的事例随处可见，而遇事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或者说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却不多见。正义与邪恶、法律与权力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时常伴随在人们的左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社会的潮流。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弄不明白，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该快的快不了；涉及到官与官的利益的事情，不该快的又快得不得了。如今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公开的是一面，暗地里又是一面，而往往起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现在的官场和商场一样，事事都讲究实实在在，事事都须等价交换。
一些在位的人，为什么在有权的时候捞钱捞物，因为有权和没权的反差确实太大了。
不要太相信那些制度，有了制度没人执行等于没用；有了制度没人监督也等于没用。
官场上有两种办事方法：一种是通过送礼谋到一个位子；另一种是谋到一个位子以后再送礼。前者多是跑官者采用的办法，后者则是有本事被重用后的感谢。
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你总想着能有一位长着慧眼的领导，赏识自己、重用自己。其实在这种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再好的组织原则和路线，都被物欲横流所泯灭，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所以说，把自己命运的赌注押在领导的良心发现上，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为官的原则就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说白了就是拿原则做交易。官场上混的人，不滑头就难以保护自己。
有许多人的是非曲直是根据自己的利益为衡量标准的。
人要生活得好，光有能力还不行，必须有权力、有靠山、有金钱、有一大批能用得上的朋友。
官场就象个魔方，天天都在转，天天都在变。当官最怕就是在官场上停滞不前。当官要有不择手段的策略和不要脸的精神。要脸就没得官做，要做官就得不要脸。
官场上除了熟人和金钱之外，美女也是一条捷径。
在官场上混不能付出真情。这是一条真理，道出了官场真谛。现在这种社会做人不能太认真，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真情的付出是没有几个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明，这是官场上一条不成文的经验。
戏说官场“潜规则”（三）
吴越论春秋
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玩游戏如此，从政更是如此。
领导往往最愿意用三种人：一是特别能干的；二是既能干又忠于自己的；三是没什么本事，但肯为自己卖命的。只用第三种人，自己出不了政绩；只用第一种人，又不能保证自己权力基座固若金汤；但第三种人却又特别少。
让领导喜欢的方法很多，一种是拍马屁，专门捡好听话说，专门给领导办私事。这样的人领导喜欢，但是分量轻，关键时刻拎不起来。没本事的人才去拍马屁。领导需要自己的人，可靠的人，会办事的人，能够提供发泄渠道的人。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要让领导去说。因为，说到底本事是领导给的，领导让你有你才能有，领导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
在官场上，小本领可以拿到领导面前去炫耀，大本领则应该藏起来，而且是藏得越深越好。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需要你为他效力，替他干活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向你献殷勤，总用美妙动听的话语打动你脆弱的神经而使你愉快、兴奋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领导。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不需要你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却需要他的经常性的帮助的时候，对你向他献出殷勤总是不屑一顾、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对你的才华表现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处处打压你，总是盛气凌人地向你指教一二的人。这个人也是你的领导。
领导什么时候都是领导，下级什么时候都是下级。领导同你随便是平易近人，你同领导随便就是目无长官。千万不要看到领导同你随便一下，就忘乎所以。
领导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有些领导在气头上或是在兴头上，可以信口开河，慷慨陈词，同下级倾述心中的不悦，甚至发泄心中的愤怒，你就以为同你讲肺腑之言，可以敞开心扉，掏出心来交谈，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走漏风声，领导可以推得一干而净，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再说有的领导搞窝里斗，你捆我，我绑你，怎么争夺都可以，当下级的只能静静地看，千万不要乱搀和。你要挂边靠前，就要给你划线排队，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下级对上级要做到“三从四得”：领导出门要跟从，领导进屋要随从，领导指挥要服从；领导的酒要喝得，领导的气要受得，领导的话要记得，领导的秘密要守得。
下级对上级要尊重，可能你心中并不认为这个领导值得你尊重，但场面上，下级对上级的礼仪、面子还是要维护的，不能不懂规矩，这也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尤其是越是轻视的人，场面上还是要表示尊重。
领导不批评的下级，肯定是最倒霉的下级；领导为什么敢象骂自己孩子一样骂下级，那是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有时候领导对下级尊重，不一定是好事。
官场上就是这样，如果领导拿你当马前卒，当孙子一样，那是瞧得起你；如果领导拿你当爷，那你必定是真正的孙子。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看，驯服听话的蠢材都是被优先录用。蠢材多高官，高官必腐败也是一条官场定律。
戏说官场“潜规则”（四）
吴越论春秋
古时候皇帝为什么重用太监？因为太监就象现在的秘书和司机。
领导的秘书就是领导的形象。秘书的基本功是善于察言观色，把握准领导的所思所虑，任何意见的提出，要与领导的想法八九不离十，这样才能让领导满意。
做领导的秘书，有时候就象嫁人，嫁对人嫁错人，这一对一错，进出可就大了。但秘书的决定，常常身不由己。虽然同样是办公室秘书，但给谁做秘书，这可不是相差一点点，给一把手做秘书，或者做一个普通的秘书，有时候可真是有天壤之别。
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讳的事情便是“授人以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都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如果连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要出事。即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塌实。
新上任的领导找下级谈话就意味着权力的调整和分配，也决定着领导对下级的看法的好坏，说直了也是个利益的平衡与否。
要懂得维护领导尊严。维护领导尊严最直接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装聋卖傻，以自己的弱智显示领导的高明。
聪明的领导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他屁股不干净，小辫子捉在你手上，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留他。谁喜欢干干净净的人，又不是找女人。何况他有毛病你还用他，他又何不感恩戴德，感激涕零，更加卖命呢？
领导是权威，领导的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话，是金科玉律，是指示，是真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依什么法？当然是依领导的说法。
领导的事情就是下属的事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跟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不了领导；跟群众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不了好领导。
官场现状和官场规则就是上面说了算，灵活、多变、因人而异。下级供养上级，上级给你权力或者保你平安；如果哪天把领导伺候得不舒服了，你的小权力就会被领导一句话给弄丢了。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没有是非而只有利益。任何一个领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想法。学问越大想法越多，想法越多你越要去琢磨。琢磨透了也不一定要说，去做就是了。
西方商界有一条教育员工的名言：第一条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顾客有错误，请看第一条。将此套用到中国官场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条领导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领导有错误，请看第一条。
戏说官场“潜规则”（五）
吴越论春秋
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官员，显然比其他官员更了解官员升迁的途径和技巧，也更懂得保护自己。
有人总结了密切联系领导的三大法宝：领导钓鱼你下乡，领导用钱你分脏，领导好色你嫖娼。把这三大法宝掌握好了，你想不进步怕都是不行的。
新三大作风：密切联系领导的作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风；理论联系实惠的作风。
现在时兴密切联系领导，谁还会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密切联系领导与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区别在于：群众密切联系领导，群众在低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的姿态也就会低很多。
现在谁会跑关系是很有面子的，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把关系和背景抖出来，以显示自己的能耐。相反，谁如果只会老老实实干工作，不懂密切联系领导，不会找靠山，肯定会被人瞧不起。现在的领导决定用一个人，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有活动能力，跟上面关系铁；不用一个人，也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太老实，打不开局面。官场上最最贬义的词恐怕就是“老实”这个字了。
政策，无非是上层制定，向下层传达执行；对策，无非是下层“创造”，让下层同行效仿发扬。如此，对策的传达率远高于政策。
官场上就是这样，发生过的事情，只要领导不想提起，就可以等于没有发生过。
冷处理是门学问，有时妙不可言。这是政治家的风度和冷静，是处理矛盾的技巧。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不完全市场下政治生态的特征之一，是下级官员绕着上级官员的屁股转。它名正言顺之处在于，可以 为一方百姓争利谋福，也让官员含有个人诉求的利益动机变得更加隐晦。 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必须上面有人看重你，替你说话。直奔权力源头变得尤为重要。诞生了一个大人，带出了一批小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近乎于手和橡皮泥的关系；橡皮泥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什么就捏什么，越是基层越是好捏。
相对于掌握着决定权的一把手，其他人任何有个性色彩的表现都可能被看成对着干。对着干的人自然有，但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性格强悍，凡事能豁出去；要么背景强硬，无所顾及。最好的办法是选择回避，不对着干。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
戏说官场“潜规则”（六）
吴越论春秋
干工作有“会干的”和“不会干的”之分。从历史上看，包拯和海瑞都是清官，但为什么只有海瑞被罢官，而包拯却没有被罢官呢？这就是“会干的”和“不会干的”的区别。包拯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善于理解领导（皇帝）的意图，知道哪儿该动真格的，哪儿该做做样子。其实，造成两人命运不同的关键是，一个只是对下，而另一个是不仅对下还有对上。对下，皇帝可以容忍；对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让他老人家不舒服，他会让你舒服吗？正所谓“谁要是影响我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
干部被分为两种：“会干的”和“不会干的”，有的只能得到群众的好评，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要得到领导的赏识才能获得更多提拔升迁的机会。会干就是要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不惧怕任何困难，敢于排除任何阻力，一干到底，干出成效。领导想干的、领导喜欢的、能给领导脸上增光添彩的，都在该干之列。
“会干”的不但干出了政绩，干出了名声，干出了领导的赏识，更干出了仕途得意飞黄腾达的结果。
不管领导喜不喜欢的“蛮干”，不考虑出不出政绩的“瞎干”，捞不着任何好处的“白干”等等，都属于“不会干”的行列。
现在一级级领导都喜欢任用开拓型的干部；所谓开拓型，无非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
什么是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
功高盖主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是犯了大忌。
你的能耐再大，不能在战略上大过上级，同时也不能在操作上大过下级。
在官场，官在你上，那么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品德也好、威望也好，便都在你上，甚至实际年龄比你小，也可以做你的长辈。为什么小官见了大官要装孙子，就是这个原因。
在官场上，仅仅靠聪明才干是不够的，没有人提携，没有人赏识，不管你多有才，也只能象老牛拉破车慢慢来。上面没有人为你说话，没有人罩着你，你不但会一事无成，甚至还会职位不保。
成绩与错误是孪生子，越想干出成绩，也就越存在犯错误的机会。
在领导面前偶尔发几句牢骚，只要掌握好分寸，会缩短与领导之间的距离。
聪明人经常用装傻来避免尴尬。向领导表功是最愚蠢的方式，该知道的事，领导总会知道。
愚蠢的人只顾展示自己的才华，聪明的人则是千方百计让领导展示才华。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有些时候，领导的特点就是不讲道理——因为你要讲的道理他都懂，他只有用不讲道理来对付你的道理。
文才再好，也要让秘书代笔；车技再好，也要司机开车；口才再不好，也要亲自讲话。
戏说官场“潜规则”（七）
吴越论春秋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的潜规则里有一条：永远比领导慢一步。
跟顶头上司顶撞是没有好处的。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一条官场上不成文但都心照不宣的规则。
县官不如现管。这是一条官场定律。大家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员，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所不及；就是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命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
下级对领导的指示要始终做到不怀疑、不论证，坚决照办不走样。
一个当惯了领导的人，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别人在他面前坦露心迹。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先前的老领导， 在旧部下面前是不会有多少好口碑的。而且一个新的一把手，也不愿意经常听到部下们对旧领导的掂念。从古至今，官场上对此都讳莫如深。一个人如果还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不避讳这些，显然是要吃亏的。
在官场上，最忌那些有思想的人，他们有理性思维，有分析能力，有违令勇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宜谋官。被领导者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你敢于批评领导，就说你目无领导；你善于思辩，就说你只重视理论不务实际；你办事不按照领导的思路，就说你骄傲自满，另搞一套。你应该善于从领导的话语中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突出、三个加强”之类的讲话精髓，强调下面要深刻领会。
有的领导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宁愿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
距离是维持威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一个人的升迁上，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比工作实绩更重要。人有七情六欲，因此对人的评价永远也摆脱不了感情的因素，谁也不会启用一个锋芒毕露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
人们常常说，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不是人治。话都这样说，但实际上行不通，有时候领导的意志就是法律，或者说，比法律还要法律。
一个人当领导跟当群众是不一样的。当群众时，你有毛病别人看着，要说，要议论，就容易传出来，慢慢对你的印象就坏了；可一旦当了领导就不一样了，你高高在上，部下跟你也不是天天在一起，你的毛病在部下面前就容易隐蔽；即使他们发现你有什么毛病，也是能够容忍的，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在一个片面讲究行为修养的社会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谁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找事。更有趣的是，有些毛病，当群众时是毛病，一当领导就成了个性。你的毛病突出了，你就有鲜明个性了。对于领导的隐私，作为下属最忌讳知道这类事情。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的组织中，知道机密过多的人，往往都会被除掉，没几个有好下场。
锋芒太露，容易受伤的是自己。人一走上官场，心态都会变得很复杂，你要在官场这条路上走，你就一定要失去你的独立人格，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
戏说官场“潜规则”（八）
吴越论春秋
机关就是官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指标要考察，多劳也不多得，干和不干都一样，级别高待遇就高，因此进入机关工作首要目标就是要认清什么叫官本位，这是你今后一切工作的方向，不论你采用何种手段、何种方法，只要你升官比别人快，你就成功了一大半，这可是2000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升了官，你在群众面前就是爷，否则的话迟早要变成孙子。
千万不要被什么先进工作者，什么优秀党员等杂七杂八的荣誉称号而迷失方向，也不要为领导的几句表扬的话而沾沾自喜，升官才是机关工作人员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事情中的重中之重。
如果你不善于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只会傻干，又有点本事的话千万不要进机关，现如今在机关工作得最开心的人，有两种人最多，一种善于专营升官发财的人，另一种是能力平庸到哪都没人要的人。 升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发财的途径只有通过手中的权力，机关的名义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是官员们的消费水平之高可是有目共睹，为什么？手中有了权，权可以换钱，有了钱可以换更大的权，这样的干部就是进入了良性循环，所以官员很喜欢抓权，各个部委之间，各个司局之间，各个处室之间，对有好处有油水的权利是你争我夺，都想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可以不闻不问。
中国是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官员多，腐败也多，有许多事情本来可以放开不管，让大家自己做，偏偏要设立一个部门来管。需要人管理的事情，可能没有人管，或虽然设立了部门，可是又管不好。所以进了机关后，千万要想办法占个有权的岗位，否则即使提了级别也是个空衔，不是个肥缺。100多年前一些富人花大把的银子捐个四品、五品的官，但如果没有个肥缺让你干的话，那扔出去的银子也是很难找回来的。这就是做官的道理，古今相通啊。 在机关工作，关系、印象非常重要，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机关不是科研所，你有没有成果没有关系，机关不是公司，你能不能创造效益也无所谓，业务水平高不高，也没有人关心，最关键的是人际关系，工作没做好可以补救，与领导的关系没搞好，这绝对不行！
一切以人为中心，多照顾关系，少讲点原则，通过手中的权利去广结善缘，绝对不可按规定办事，你要知道各项法规是对待陌生人的。话说得白点，你要是严格照章办事，只会得罪人，多个敌人多堵墙，谁也不会说你的好，你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可是谁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啊？拿了国家的俸禄，自然要为国家做事情，错了，事实上完全相反，只有领导认为你工作做得好，那才是好，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还没有评理的地。
如果你不能及时掌握领导的动态，自认为为工作着想，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事情，领导不一定喜欢，如果其中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与领导的想法相背，领导可能还要批评你。
各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关心的事情都非常重视，领导没有说但事情本身很重要可能就会受不到重视。所以我们一切工作都是为领导做的，给领导做事情好处也是大大的，你不难发现，给领导做笔杆子的人很容易受到重用，给领导做专职秘书的人提拔得很快，连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也很沾光。
要学会紧密地团结在领导周围，越紧密越好。凡是与领导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导看不见的事情，做得再好，领导也不知道，偶尔知道了，也不觉得重要。所以凡事不可太认真，认真的程度要与领导重视程度成正比。
戏说官场“潜规则”（九）
吴越论春秋
时下，在某些机关形成了一种“官话”陋习，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官话”、套话为“护身符”，开口闭口都是“必须”、“坚决”、“一定要”、“着力解决”、“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等态度坚定的词汇，而事实上他们对这些词语的深刻内涵却未必了解，只不过是拿来装潢门面而已。
不少官员讲话喜欢说的“不尽如人意”，听起来似乎不好，实则自我感觉良好，世界上有什么事能尽如人意呢？“一定的”，作用可以有两种：一是作谦虚状，成绩虽然斐然，也只称一定的；二是文过饰非，虽然问题不少，也还是一定的。“基本上”，略同于一定的，但比一定的更具妙用。无论谁从什么角度挑剔，均可以基本上应付。“阶段性成果”，到啥地步说啥话，几乎天衣无缝，比之“基本上”、“一定的”又进了一步。难怪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不倒翁”，可谓深谙中庸之道！
在政务公文中，“有关部门”，出现频率颇高，且是妙用无穷的词汇之一。既可概括一切，又可遮掩一切。至于谁是有关部门，语焉不详又似有所指，全靠听者自己去猜想，难怪有人说这是最难找的部门！“高度重视”，往往出现在事情发生之后，潜台词是这事都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老百姓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严肃处理”，一般是指不涉及刑事责任的处分，小到批评检查，大到撤职除籍，一律适用。至于“有效措施”，有效无效全看时间，事情结束之后可以讲采取了有效措施，事情发生之前可以讲要采取有效措施。“工作需要”，是职务更换的必用语，已流行了数十年，升迁可用，褒贬也一样，难怪有人说最冠冕堂皇的语言是“工作需要”。
凡是上一级领导在正式场合中所讲的话均冠之以“重要讲话”，仿佛不加重要一词，无以表达对领导者的尊重和对其讲话的重视。“力度”，则是物理和哲学名词的巧妙结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力”和“度”是难以衡量的，天知道加大的力度有多大，更不知道为何过去不加大力度。
因为领导“高度重视”、发表了“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批示”、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了“严肃处理”、所以胜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难怪人们看新闻报道时发现：如果去掉了这些修饰性定语，不知是否就会淹没领导干部的功绩，损害领导干部的形象？
中国人的处事哲学，说话做事讲究四平八稳，话不能说满，事不能做绝，不偏不倚谓之中庸，此乃做人做事的成熟标志。
说“官话”，可以让领导有更多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业余爱好”。上级来的领导，下面的要表示尊敬和谦恭，自然要全程陪同，全部陪同，无奈上级来人太多，调研、考察、检查、指导、观摩、考评……一拨未走，一拨又来，穷于应付，疲于周旋，喝酒唱歌都来不及，和老婆温存一下都需要十天半月，哪有心思去学习思考？说些正确的“官话”，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去实现自己的“爱好”，比如打打牌、上上网、和“小秘”拉拉手……
“官话”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说有用也没用，说错误也没错，虽说是众口一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呈现出“脸谱化”、“公式化”，但对于领导干部自身还是很有作用的，至少它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护身符”，是自身安全的“保护伞”，是展示水平的“重要武器”，所以如果你跻身官场，如果还想在官场摸爬滚打一番，如果还在渴望“直上青云”，那么就必须学会说点“官话”。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
吴越论春秋
领导喜欢听汇报，与其说是调研工作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官架子，摆摆样子，真正的情况汇报一百次也不会提到。所以做官要会吹，要会出经验，多写宣传稿，多发表文章，写入工作总结、工作汇报中去，不仅要敢于宣传还要善于宣传，也就是说往大的说，有一说二，把三说成四，有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做过，但是每次都可以在你的宏大构思中提到，否则，你只能做一辈子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老黄牛。
现在官场上的人城府极深，一个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大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现如今小人比君子更容易得志，所以为了得志，做君子的人也得先做小人，要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在刀刃上，对周围的人要分个三六九等，哪些是第一等重要的，哪些是第二等重要的，哪些不重要的，心里要明白，对于重要人物，心里在讨厌他，你也要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要想做到表里如一需要一定的功夫，没有用的朋友点个头就可以啦，决不要花时间交往。
谁有权力提拔你做官，那你就巴结谁，如今的社会作风正派的领导已经很难找到了，所以你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个领导，你会提拔谁呢？第一是听话可靠的，第二是会孝敬的，至于说水平吗，过得去就行，你想这么会搞关系的人，智商肯定不会太低。另外有关各个方面的人物，关系也要跑一跑，比如人事部门、本部门领导啦，总之，各个方面都帮你出力，你肯定没有问题。记住，既然领导是个人，他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你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
在机关工作和从事外交工作是一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人际关系中，要学会锦上添花，也要会落井下石。用好学好太极拳，做人象根草，跟着风向倒。
官是跑来的，不是干出来的 。摸对了门路，就会一路官运亨通。
你有了权自然有人找你帮忙办事，你帮忙，他孝敬，权钱交易，公平合理，你帮他办事，不要他的好处，他会说你傻，等有一天，你没权想腐败还腐败不了，过去的“朋友”也不来看你了，回想起来，自己有权的时候，一无所获，就会觉得自己更傻，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歉收。
不仅要敢于腐败还要善于腐败，最终达到腐而不败的境地，因腐败出事的毕竟是少数，其实你能搞腐败是得到上级领导某种默许的，为什么呢？你想上级领导肯定知道你这个岗位权利大，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但是他却不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不是他傻的话，就是有意放你一马，让你捞点，所以你要知道投桃报李，决不可吃独食。
建立反腐机制难道这么容易吗？否也！假如你把什么都公开了，如决策公开，财务公开，个人收入及财产公开，等等。---不过到那时，一是做领导的下来检查工作没有什么好的来招待，二是做领导的个人收入及财产也得跟着公开，所以彻底反腐败实际还是有困难的。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一）
吴越论春秋
上级与下级相处，最好有一种距离感，距离产生神秘，神秘才使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
仅有尊敬是不够的，尊敬背后没有了敬畏，这尊敬就显得太没分量。作为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穿，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领导必须坚守虚静，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如此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而部下则无从得知领导的意图，就无法钻空子。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官场实践中却很管用。有人把这叫“权术”，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慧。
领导的威信，主要是靠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树立的，一个领导的威信，光靠一帮圈内人去维持，这领导八成是不行了。某些现象在群众中早有非议的，只是当局者迷罢了。群众不说是有自己的考虑，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人碍于权势。所以，领导也常常为周围假象所迷惑，受到周围人的蒙蔽，自以为是，拒绝一切对自己缺点的提醒和指责，要人们无条件地去维护自己的威信，其结果这威信还不是天上的白云。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不折不扣地办好。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其实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在人事方面，改革的最大难度就是干部能上不能下，一般是不犯错误，不要和上面闹得过分，不会撤你的职。上面对下面的考核工作，有了一票否决，因此对一票否决下面还是比较上心思的。但真的一票否决了，对官员本人有一些影响，但如果上面的关系硬，那什么也不用说，不然的话，上面会拿这个否决的结果作为理由，升职就会存在一定的难度，有的也动一点真格，给“交流”一下。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领导没给予什么指导性的意见，没划框，实际上是为自己收拾残局预留退路。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会被人提防。
局外人一定要学会理解局中人，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时，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多想想。
在一个拿原则做交易，为自己谋私利的环境中，原则是必须受排斥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阻碍着一些人的升官发财的道路。
在自以为是的官僚面前越谦卑越能赢得好感。因为越是从最基层上来的官僚，越在乎尊严；他们在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人格受到过许许多多的挫伤，位高权重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
得罪了记仇的人，实际上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官场上的一般规律，对前途看好的人，下级往往都惟恐巴结不上。
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如果遇不到一个好领导，就会平平庸庸地过去。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二）
吴越论春秋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在于一个养字，核心在于一个用字，养出了忠心才能用得顺手。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一个好的领导，对忠诚于自己并努力工作的部下的家庭问题，应该主动帮助解决。
一个不能保护部下的领导，部下必定会离心离德。细节产生区别，细节表明亲疏。不管多么公正的领导，都无法对部下没有亲疏，亲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相处时能否随意，说话能否随便。
要学会统揽全局，凡事从大局上、从政治上考虑；用干部就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谁都不是全才，有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领导就轻松多了。
作为一个领导，不管才智多高，只要被个人情绪控制，他的决策就会走向迷途。自己希望仕途坦荡，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想成就大业，必定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失去。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万事得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这是一条官场经验。 在许多领导眼中，浪漫就等于轻浮，温情则是不成熟。
没有野心就不会产生威胁，实干则能出成绩，出了成绩首先是领导的功劳。涉及领导隐私问题，不议论、不关心、更不能参与。与领导的朋友太近了，会使领导觉得不安全。官场上有很多禁忌，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兴趣。能少让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就尽量少让一个人知道。有些是非是无法分清的，越想分清，不但越分不清，甚至还会加深矛盾。
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官场则以职务高低看价值。
在官场上，在摸不清领导真正意图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说三道四，大放厥词。很多时候领导开会是为了统一思想，贯彻落实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背景，什么要求，如何做，不同的领导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现在大家都很精明，都在仰望一把手眼色做事，只要一把手认定的事，确定的意见，大家都会说好，都会表面上举双手赞成，但是，在研究事情的时候，要是不谨慎说话，随意发言，如果和主要领导意见相左，容易被打入另类，难受重用，要是和主要领导意见太过吻合，又有拍马之嫌，被其他领导所鄙视，而以后也难保其他领导不会成为主要领导。
在官场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标新立异、改革创新就踊跃发言，喋喋不休。要知道，许多老同志经验丰富，许多同事也是各有所长，不只是自己有点见解。领导同志在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谈谈”，那不是让每个人都“随便”，更不是让每个人都“肆意妄言”。你所谓的“见解”有时间在人家那里早成“剩饭”。许多老同志吃的盐都比我们吃的米多，走的桥都比我们走的路长，人家考虑周到、语言谨慎，表达完全，而年轻人的“谈谈”容易冲动、容易极端、容易片面，容易给别人留下喜卖弄、出风头、不成熟的印象。即使是真的有“见解”，也不能长篇大论，而是要把这个“真知灼见”留给领导同志去“畅谈”，去纵横捭阖、拉开架势、气势恢宏地谈，要把表演、表现的机会留给领导。
官场上说话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说话，就是沉默。
如果你不爱说、不会说、不懂得说，如果有些事情不能说，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如果你总是胡说、瞎说，总是在不合适的场合说着不合适的话，那么，自然有人也会让你沉默！前一种，沉默是金，后一种，沉默是药。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三）
吴越论春秋
人们一般只知道官场用人有“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之别。其实“潜规则”要比这复杂得多。
排在第一位的是“任人唯上”，也就是说，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上级让你安排谁你就安排谁。否则上级一不高兴，你的位置就坐不稳了，更别说想要继续进步了。
排在第二位的是“任人为帮”。现在的官场，局面复杂，斗争白热化，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实际上都在下边使绊子。你如果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不弄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在前后左右帮衬着，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仅干不了事，连这个官位也坐不长久，很快就会给人家撬掉了。
把上边打点好，再把前后左右人安插齐整了，就可以做第三步了，那就是“任人唯钱”。为什么？因为“钱”比“亲”重要，“亲”毕竟还是别人，“钱”可是揣进自己腰包里去的。
排在第四位的是“任人唯拍”。官位坐稳了，钱也捞到了，就该弄几个拍马屁的人围在身边享受一下了。陈毅都说过：谁不爱马屁，颂歌盈耳神仙乐。你可别小看这拍马屁，这可是一门学问，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好的。弄不好拍到马蹄上，那就是找恶心了。但如果拍好了，拍出水平来，被拍的人那真是其乐无穷。这么给你说吧，就跟抽大烟似的，上瘾！
排在第五位的是“任人唯吹”。现在的GDP增长，反正地方上那都是吹起来的。到了报GDP数字的时候，各县各乡的头头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都不愿意先报。为什么，先报了你就没余地了。比方说你先报你那块儿GDP增长是11% ，我就报11.5%，我今年的政绩就走到你前头了。领导喜欢GDP增长快一点，但你又不能太离谱，太离谱就闹笑话了，领导也不高兴。当然喽，如果你是个死心眼，实际增长多少你就报多少，那领导就更不高兴了！你这是在拖领导的后腿嘛！领导也想要进步，是不是？所以说，“任人唯吹”，这一点也很重要。
第六位，就该“任人唯亲”。咱们中国人讲究亲情，把各方面都打点好了，亲朋好友也该照顾一下，要不也显得太没人情味了。太没人情味是要挨骂的。
到了第七位，才轮得上“任人唯贤”。但这里边还有讲究，就是你这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是刺头儿，也不能动不动就给领导提意见，当然是反对意见。如果你动不动就给领导提意见，领导指示你不听，领导决定的方案你也不执行，动不动就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认为自己的想法比领导还高明，那就对不起了，你再有本事领导也不用你，用了你也要把你拿下来，管你贤不贤的！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四）
吴越论春秋
在创业时期，我们对干部的定位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现在如果再这样做，那就错了；现在的干部是要不干能富。所以福利待遇要按级别，工资收入要按级别；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带头人，自己家中先富起来是众望所归；干部干部，是不干先富！不要推卸责任，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的后面；这样对其它的干部是一个打击。 因为我们干部是掌握生产资源的人，所以“先富起来的人”自然是干部；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致富，那又如何能带领老百姓致富；所以要想上级领导相信你，致富路上迈大步是最起码的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就是说领导的。在“全民所有制”的土壤里，播种私有制的种子；这里面“司马昭之心”，每个干部都应该理解；如果你还不能致富，你就是一个改革的笨蛋；干部能不干就富，诀窍也在此。
有人说“现在的干部不拿自己当外人，处处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干部也不是清教徒，只有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才能全身心投入；所以那些对自己生活要求苛刻的领导不是好领导，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难道还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所以只有先解决领导自己的后顾之忧，才有条件为老百姓造福。哈哈，领导干部对自己苛刻，就是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
干部就是领导者，而不是实施者，所以干具体工作是老百姓的事。领导干部的工作就是酒会、赌场、舞池、情床和上级领导的家，这些地方才是出工作成效与否的关键。活动是官场的基本规律；喝酒、跳舞、打牌、钓鱼、说假话，这些是官场活动的技能；没有这些活动技能，恐怕是有官运而没有官命。
不少腐败分子悔恨“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实际是与领导太打成一片；结果财富的野心愈来愈大。现在基本没有干部真正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因为那样会与领导愈来愈远；一个远离领导的人必然在官场是“失道寡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太多的人明白这条潜规则。既然有此一说，自然就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上面不想要你“利用工作之便”，完全可以通过制约权力使你无法利用；为什么不改，自然有用处。
国人对国外红灯区的了解，还是来自于我们干部先行一步的考察；虽然随台湾老板包二奶的事实，使国人学会了除自己老婆外再养一个老婆的观念；但我们的干部却创造了“情妇”，而且并不需要包养；但结果一样。就连国外赌博场所，我们的干部还不是捷足先登吗？！干部不是清教徒，因为我们要改革开放；只有我们先尝试成功了，才能叫老百姓享受！
如果你只知道坚持明原则，却不知道真正执行的是潜规则，结果是自己总与上下的领导关系不合。这样你在班子内也成了孤家寡人，在集体表态时自然成了少数人；最后总会被清除或被调走。所以明制度是看的，潜规则是执行的，而执行的潜规则取决于你的领导人；紧跟他（她）就是你的唯一职责。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五）
吴越论春秋
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在网上流传甚广：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注：徐其耀，被称为“江苏第一贪官”， 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系烈士之后，文革前的大学生，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待了30多年。从1993年3月至2000年8月，徐其耀利用职务之便，先后46次收受或索取他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390多万元、美元1.5万元。在他担任盐城市市长、江苏省建委主任、省建设厅厅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4.5万元，总计高达2000多万元。被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信，据说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在侦查徐案时发现的。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六）
吴越论春秋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八奸》中认为作为领导者必须警惕八种奸计，他们分别为：同床、在旁、父兄、羊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
同床：利用美女帅哥在床上吹枕边风。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就是利用西施的美色，击跨了吴王夫差。如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吏，有几个不是被“枕边风”吹晕的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官员呢？
在旁：就是利用领导的秘书和司机。一旦领导对这些秘书和司机没有有效约束和警惕，他们或美言或谗言，或仗势弄权、鸡鸣狗盗，多少领导都会毁在这些人的手上！
父兄：利用领导的长辈、兄弟或亲属密友，行贿送礼，从而达到目的。
养殃：就是投其所好。领导爱听好话，我嘴酿蜜糖；领导爱玩爱泡，我也乐得逍遥；领导故作风雅，如喜欢打桥牌下围棋，玩古董字画打高尔夫球，我就苦心钻研，先弄个“三脚猫”功夫，努力与领导有“共同语言”，让领导走火着魔，然后从中取利，直到折腾得领导身败名裂！
民萌：收买民心，玩弄民意，善于利用领导给的权力，去做“好事”，用公家的财物去为大家“某福利”，笼络人心，弄出个周围的所谓“民意”来。领导也要考核，要选拔，要有人来说好话，害怕有不同的声音。那好，我就用这“民意”，在考核、选拔中左右领导，威胁领导的威信和权力，甚至从此拿住领导，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那些平时政绩并不突出，“民评”“民调”不高的，一到考核时，就怕真实的“民意”。
流行：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就是通过能言会道之人，以流行方式和流行观念为自己的私利去向领导游说，影响领导的意识和判断，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一方面送钱送物，寻靠山拉关系，极尽逢迎献媚之能事；另一方面，甜言蜜语蒙蔽他人，并通过他人去影响领导。
威强：营造势力，威逼领导，营造自己的圈子或势力，以威势要狭领导，架空领导，胡作非为。古今中外，类似例子枚不胜举，领导们不得不用许多的心智放在各种帮派、势力、山头去搞所谓的平衡。
四方：就是利用外部的力量、外界的舆论来制约领导。
韩非子所说的《八奸》，其实在我们的官场上可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时候领导您爱好什么，嗜好什么，一旦爱得入迷，嗜而有癖，就会扰了自己的心神，影响了做事时的理智和判断，自然，最后您损失的是我们的事业，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形象，作为一个领导者，您不得不防啊！
前人的深刻，让后人深感惭愧！韩非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如此“预言”，期间有无数人在“预言”中不幸中招倒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八）
吴越论春秋
不为人民服务，只为领导服务
国家法律规定，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这个道理我们懂。但问题在于，现在权力并没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代表人民的领导手中，所以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
我们的每一步升迁都是上级领导关怀的结果，每一项权力都是领导给予的，人民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权力！按照权责一致的理论，下级必须对授予他权力的上级负责。我们的权力既然是上级给予的，我们就必须对上级负责。
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从升迁到工资都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不由得我们不为上级领导服务。得罪了百姓，他们顶多骂我们几句，得罪了上级领导，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得不到领导赏识，我们就难以提拔，就掌握不了权力，官小权轻、人微言轻，我们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像那些书记、市长、局长，随便签一个字，就可以划个千万百万，给老百姓造个桥修个路。所以我得先给领导服务，领导高兴了我才能得到提拔，提拔了我才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有了权力我才能签字，才能为人民服务。你们看那些只注重为人民服务、不注重为领导服务的官员，有几个有好结果的？在我们这里，那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百姓中有很高威望的官员，没有几个受领导和同事欢迎，也没有几个得到提拔重用。有几个脑筋不开窍的家伙，一天到晚扎在基层为人民服务，至多在年终总结表彰的时候，给他们评个优秀，评个劳模就顶天了。
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老板服务
老板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特殊的人民。为老板服务，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把老板服务好了，就是把这部分特殊的人民服务好了。
现在当官很不容易，再不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时代了。每年上级都要布置许多任务，有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招商引资增长，有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维护稳定，多得我们都记不清。这些任务到年底都是要结硬帐的，任务完不成，轻则挨批评丢奖金，重则降职免职。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这些指标任务都与老板有关。比如，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要靠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来完成，安全生产离不开那些煤矿、制药、食品老板的支持。就是计划生育，那些老板随便生几个，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要完成上头布置的这些任务，我们只能依靠老板，只有主动服务老板。不把这些老板服务好，他们责怪我们投资环境不好，不在这里投资，或者把公司工厂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的目标任务难以完成。任务完不成，我们就没有政绩。没有了政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家都知道。没有了位子，没有了官职，我们想为人民服务都服务不成。所以在为人民服务之前，我们必须为老板服务。把老板服务好了，我们才可能有位子、有时间、有兴趣为人民服务。
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自己服务
西方哲学家说，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我们的老祖宗也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为自己服务，不过是遵循西方哲学家和老祖宗的教导而已，有什么错？况且，不为自己服务，不把自己服务好，我们千辛万苦当这个官干什么？另外，我们不把自己服务好，身体不好，心情不好，怎么为人民服务？
戏说官场“潜规则”（十九）
吴越论春秋
中国官方统计显示，95%贪官包养情妇，民间也有顺口溜形容：“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
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有情妇的官员99%是贪官，腐败的领导干部中7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情欲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可以让人疯狂，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也可以让贪官去干他平时不会干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贪官与其情妇的交易，都被视为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都包含着程度不一的权色交易。贪财的美色与变质的权力一拍即合，这才造就了“十贪九色”的社会奇观。
自古以来，“红颜”对于把持不住的官员来说似乎均是“祸水”。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此说不仅有失偏颇，还有为贪官逃避责任找借口的嫌疑。尽管贪官的情妇手段非凡、人格沦丧、追求享受、嗜钱如命，是贪官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但并不是贪官犯罪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权与色的交易流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永远是“权力”。贪官有权便有钱，有权便想拥有一切(包括女人)。一旦他们的道德栅栏难关“满园春色”，势必要借机炫耀权力资本，于是“色”便成了权力的消费品和刀下俎。
可以说，从来贪官多好色，贪官常伴情妇眠，自古如此，不足为奇。为什么“从来贪官多好色”呢？古人云：“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一位名人曾说：“男人不喜欢美女，那还算什么男人”？同样的道理，官员没有美人陪伴，那还算什么官员，做什么官呢？
为什么贪官多好色？好色必贪官？其实逻辑很简单：一个公务员无论什么级别，如果光靠工资等合法收入，那是不可能养得起情妇的；另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情妇是只谈感情不谈钱的，所以只要这个公务员有情妇，基本上便大致可以断定他有不合法收入来源，他便极有可能是个贪官。贪官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
“泡妞”成为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观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为数不少的官员觉得在当今社会中，如果婚外没有一个（甚至几个）“红颜知己”或“小蜜”，就似乎枉度此生，而如果不趁年轻和有权时多与几个异姓练练床上功夫，便似乎成为此生的一大缺憾。
情妇现象的“生生不息”，伴随着腐败官员的“前仆后继”，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学现象。
贪官们包养情妇，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忠诚，那么我们怎么能去相信他们会忠诚于党，忠诚于政府，忠诚于人民？？？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
吴越论春秋
“性贿赂”呈现以下五个特点：（1）发展极为迅速，突然之间就成为社会腐败中一个难治的公害；（2）已从地下转向公开成为某些腐败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3）“公费”色彩越来越浓：用公费进行色情腐败，用公费去满足情人的欲望是当今贪官好色的显著特点；（4）有结伙发展的趋势；（5）司法腐败也烙上了色情的痕迹：一些地区的执法单位公然以色情为诱饵进行所谓的“创收”。
“性贿赂”就是“色贿”，就是俗话所说的“美人计”、“有色腐败”，形象地说就是“小姐”招待，是“精神性贿赂”（“非物质性贿赂”）中的一种，就是别有用心之徒用美女、色相作为一种手段，去引诱、拉拢、腐蚀权力者，从而达到其它方法达不到的目的。在当今不法奸商的眼中，“性贿赂”已经成为行贿者打开权门的首选。用美女攻击贿赂目标，命中率极高，几乎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因而“性贿赂”甚至成为一种比金钱还要管用的行贿方式。
“性贿赂”是一种“色权交易”，一般属于短暂型，但也有个别长期的，如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姿色加风骚，故能双方长久。“性贿赂”与“钱权交易”的贿赂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二者都是一种以权谋私行为。只不过一种以财物为交易“筹码”，另一种以性服务为交易“筹码”罢了。而这两种交易，都让行贿和受贿双方从中获取好处，同时损害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玩人”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权色交易。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安惠君是中国“性受贿第一案”的主角，更为奇特的是她是作为女性接受“性贿赂”的第一人。据媒体披露，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同样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小学文化、“三假”身份的发廊“三陪女”陈丽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足见该市委书记“床上培养干部”的卓越才干。
“中国官场第一美女”之称的刘光明，原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分局下辖税务所的一名普通女税管员，为了讨得官员们的喜欢，她不惜花费500万元巨资，先后多次到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做面部整容、隆胸术、臀部整容，仅屁股整形一项就花了52万余元，整成了鞍山市“最美的屁股”。凭此资本，她周旋于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之间，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一步步升迁至税务所副所长、所长、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攀升到市国税局局长的宝座。
——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之类的话没少讲，可是不少贪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养情人、包二奶，道貌岸然地做“公仆”、当“君子”。如此这般，我不禁要问：到底是贪官的脸皮厚，还是反腐的力度弱？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一）
吴越论春秋
所谓官场人员接受性服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进行权色交易。无论是学术上对于性贿赂的争论，还是新闻报道中的性贿赂，大都是以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的角度来进行的。
接受性服务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种情形是去色情场所嫖娼，由他人埋单，从而实现权、钱、色的相互置换，达到相互满足的目的。这是最低等也是最为常见的。
第二种情形是行贿方会根据官员的喜好专门物色“小姐”，再找一个环境幽静、隐秘的场所供其享乐。这种形式往往发生在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比如某私营企业主针对大贪官胡长清有好色的特点后，便主动陪胡前往珠海嫖妓；有的甚至将卖淫女空运到南昌，通过肮脏的“权色交易”，换取巨大的商业利润。
第三种情形是官员包养“情人”的花费均由行贿方负担。这种形式也往往发生在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
第四种情形是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或者暗示异性下属与其发生性关系，并以此作为为下属提拔任用或谋取其他利益的条件。
第五种情形是行“贿”方本人利用自己的姿色主动与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进而发展成“情人”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 如相当多的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包养情人。被称为“性行贿第一案”的主角蒋艳萍，也属于此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是请托方的女性主动与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从而使之利用职权为请托方谋取利益。
“小姐”可以说成了老板的行贿工具，但她利用自己色相换来的却只是有限的金钱。还有一种“小姐”则摸清形式后直接为自己谋利益，毛遂自荐做起某些领导的“情人”。这时领导手中的职权已经不仅仅能为自己带来挥霍享受，更是情人手中的“招财法宝”。另悉，加入这个行列的不仅仅从事色情服务的三陪女，一些良家妇女也加入此行列之中。
月亮和星星在一起 贪官和情妇在一起 。
有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 “一个贪官的背后，必定有着几位艳丽的女性，月亮和星星在一起，贪官与情妇在一起，一个官员搞起了情妇，就会腐败，搞情妇者必贪，贪者必搞情妇。”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的行为，不管具有多少具体表现形式，其本质就是权色交易；尽管有的在外面罩上了“感情”的外衣。
严格说来，“性贿赂”的称谓本身并不准确，其本质是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指的是，一方利用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发生性关系以达到满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的目的，而另一方或利用自身姿色与对方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或借用、雇佣美色勾引对方，从对方手中获取财物和利益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二）
吴越论春秋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名，平均每年3名，在16名巨贪中，有近9成(14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还有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
贪官热衷包养情妇，主要有四种心态：
一是内心暗藏的兽欲作怪。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时主管土地、基建、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大权在握的优势成了他放纵兽欲的资本。一个体户经孟的手批了一块地，便有意识派女秘书去孟的办公室取批件。女秘书一走进孟的办公室，就卖弄风骚，孟庆平哪经得起如此挑逗？他夸女秘书“有一种使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并把她抱在办公室的长条桌上行起了苟合之事。事毕，孟把电话留给她说：“今后有什么事还可以来找我，这事你不要跟别人说，否则我就不好再为你办事了。”孟口里说叫女秘书来办事，实际上是让女秘书来满足其兽欲。看来，孟面对女色之所以感觉“不可抗拒”，恐怕最主要还是其内心暗藏的兽欲在作怪。 二是“荣耻不分，以耻为荣”的攀比心态作怪。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了金式“情妇逻辑”：“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又如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不仅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登顶包养情妇数量冠军宝座，而且，徐当众炫耀包养母女俩并比较母女俩床上功夫的黄段子，更是慕煞了众多花花太岁。 三是性变态心理作怪。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并不是记事，而是记情，记与不同女人来往的经过与细节，他将女人们发来的“亲密”短信也抄录在日记中……贪官食色心理变态，无独有偶。原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在其储藏室里4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有着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95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李庆普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办案人员统计，李庆普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四是合谋钱财。可以说，大多数贪官与情妇的苟合的原因都是合谋或共谋不义之财。“湘西第一贪”，原吉首市国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就是一个先贪色，包养情妇，然后利用情妇作文章，把万溶江分公司千多万的资产隐瞒，通过改制卖给情妇，再以一纸结婚证将千多万资产据为己有。大贪官成克杰与情妇李平的苟合目的也很明显，一是食色，二是贪财，二人一唱一合，演绎了一曲令人傻眼的腐败“二人转”。
有网民分析归纳贪官包养情妇的人数、品质、方式、创意，整理出十二项吉尼斯纪录，各大网站争相转载。 据香港「太阳报」报导，在人数方面，贪官已不再满足于二奶、三奶，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包养十三名情人，经常向人炫耀∶“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湖北省天门市前书记张二江比他更强，与一百零七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將”。 报导表示，张二江的纪录很快被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打破，他包养一百四十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他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也有不少贪官对这种滥交方式不屑一顾，他们追求的是情妇的品质。 重庆市前宣传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处女。四川省乐山市前副市长李玉书喜欢“老牛啃嫩草”，包养的情人年仅十六岁，年龄竟小过自己的女儿。 情妇多了，管理起来需要功夫。安徽省宣城市前副书记杨枫运用企管硕士的专业知识，让首席情妇统领其余六名情妇，各司其职。 福建省周宁县前书记林龙飞有二十二名情妇，他有一本专门记录情妇通讯方式的册子，叫做“群芳谱”；还每年一次將所有情妇召集到福州酒店联欢，名曰“群芳宴”。
不论贪官出于什么心态包养情妇，其结果都是严重败坏道德，污秽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贪官为了满足情妇的欲豁，无不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公款，无不滥用公权力大肆贪污受贿。因此，贪官包养情妇咋看起来是生活作风小事，究其结果，无不是祸国殃民的惊天大事。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三）吴越论春秋 不知道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仕途不顺，亦或是贪赃枉法形迹败露等其他原因，今年“十一”长假之后，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并未按时到办公室上班，他在法国考察时称病未能按时归来。
一位副厅级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却未能按时回国，这给人们提供多么大的遐想空间啊！杨书记的考察“走丢”，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因为“杨湘洪法国考察称病不归”报道中的蛛丝马迹已经告诉人们，这位杨书记也疑似“裸官”，因为女儿在法国成家，一去不回了。 自从陕西省首个落马的副省级高官——原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事发后，“裸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在“人声鼎沸”的清议之间，不知道，又有多少“裸官”在加快“走丢”或是不归的步伐，不知道，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算不算其中的一个？ 我们真的拿“裸官”束手无策吗？显然不是，领导干部的亲属出国留学或定居，都是在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才能成行的。如果能像中纪委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规定一样，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留学或定居出台严格的考察审核制度，比如官员的亲属如要出国，都要先经过上一级纪检机构审核，应申报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费用来源等情况，而对于那些配偶、子女已经出国的“全裸”官员或是“半裸”官员，纪检机构更应严加监督，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否则只有派人“探望”的份儿。 可以预料的是，在国外走丢的官员身后，少不了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遗留下来，需要动用公币来解决。而“养病”的官员坐在法国的躺椅上颐养天年，这样的官当得实在一本万利，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报考
公务员呢。
杨湘洪未按期回国一事，让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杨秀珠案再次被大众提及。杨秀珠曾任温州市副市长，于2003年4月20日，在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逃到国外，至今未归。
“官员出逃”，估计国人百分百地知道是为什么？肯定是所做所为即将败露，从而先将钱想办法汇到国外，再想办法人去楼空玩一出空城计。有资料显示，我国已经以各种方式逃到国外的贪官或各种犯罪嫌疑人，至少在千人以上。国人搞不懂的是：怎么这么多官员外逃呢？并且，他们的出逃，怎么就那么容易呢？看来，开放的国门，没放进来多少苍蝇，到是跑出去好多蛆虫。这，也不知道是国人的幸事还是不幸？！！
如果体制的监督严密无间的话，那些贪官就插翅难逃，但现在一些贪官想出国就出国、想卷款潜逃就潜逃，这就再度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不是应该更加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比如试行官员财产公开，比如监督官员家属(当然不是简单地发发文件，也不是没有约束措施)。此外，应强化体制外的监督，因为一些官员出现异常，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为何纪委监察部门就熟视无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温州官方的网站上，杨湘洪在2007年4月作出的廉政承诺书还在，其中写道“始终牢记党风建设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自觉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
杨湘洪事件的最终结局尚无法预料，但若不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杨湘洪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托病不归的官员。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四）吴越论春秋
官场上的“四话”，即大话、套话、假话和屁话。
大话：大话谁都会说，但只有当官的大话说出来最骇人，就象前不久那位与深圳市长平级的高官所吐的大话：“我是北京来的”，“我就是干了”，“你们算个屁！”可谓官员们大话的典型。前些年还有一个县级法院院长对着央视记者的镜头说大话：“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最近还有一位司法厅长在电视讲话中大言不惭地说“我管他什么法不法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靠提心吊胆地收受贿赂之后又往他们的主子那儿送，靠在主子面前装孙子甚至戴绿帽子换来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决定他们的升迁，所以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只能“算个屁”，国家的法律是他们牵在屁股后面为他撑腰壮胆的巴儿狗，只能根据他们的需要向弱者狂吠，所以他不需要敬畏法律，这大话他们说得实在、说得有理。
空话：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健民认为“中国人尤其是相当多的官员不仅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他们千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些政治套话因为不切合实际，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去落实过，老百姓也就当作耳边风，除了污染，毫无实际价值。如果接着上台讲话的是一个官位较小的官员，主席台上还坐着许多比他职位高的官员时，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他除了要把前面领导的话再讲一篇之外，还要加上在***领导下，在***的关怀下，在***的指导下，不让你听的倒胃口决不会罢休。
假话：从报纸上、电视上，只要是官方的文章或讲话，除了大话和空话之外，剩下的大都是假话了。如果说在关系到某个新闻事件时还能说几句真话的话，那也是众所周知、瞒也瞒不住了才说的。官员们说的最多的假话就是“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了，现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就连许多网站都敢乱删网友们的贴子，这个不能说，那个也不能涉及，何谈言论和出版自由？他们自己说假话还不算，还要拉上几个“学者”上来说假话，试图为自己的假话找出理论依据”。其实这完全是掩耳盗铃的做法，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容易“忽悠”了。
屁话：既拍马屁的话。在一些新闻图片上就可以看出，一旦有上级领导来视察时，当地领导或直属部门的一把手就会一路蹦蹦跳跳地在前边引路，那表情和谦恭就象贵妇人牵的巴儿狗一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其实他们内心也很痛苦，可不拍马屁行吗？在中国的官场上，晋升的条件不是看工作成绩和对老百姓的关爱程度，而是看拍马屁的功夫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五）吴越论春秋
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的官员不是不能没有朋友，而是看交的朋友是冲着你什么来的。《论语》中讲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柔善，友便佞，损矣。”谁好谁坏，何去何从，领导干部要慎重选择，切莫在交友这个重大问题上是非不分、好歹不辨。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
一、 交好“工头”：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群追腥逐臭的“亲朋好友”。晏大彬，重庆市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２００１年晏大彬升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更是趋之若鹜。其中周某是重庆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晏认定周某为人不错，算得上推心置腹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在对晏大彬“热心帮忙”之余，提出了承揽工程的要求。想承揽工程的何止周某！随后，包括同学廖某在内先后有１０多人找到晏大彬。７年时间，晏大彬先后与２４位“朋友”成为利益伙伴，也从他们身上“赚取”了２２２６万元巨款。最后晏大彬后悔当初滥交朋友，说“一旦误入歧途，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二、交好“大款”：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和商人李庚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在北京的非职务消费，都是来自于李的支持。而杜湘成则为李庚任何合法非法的生意保驾护航。为了排解“保护神”杜湘成的寂寞，李庚总是设法为杜湘成安排丰富的“娱乐节目”。最终，杜湘成在接受李庚提供的“洋妓”服务时，被警方意外抓获而丢官。山西临汾的一位煤老板说，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这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用命令的口吻让他马上下楼。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真是想不通、想不透，本应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官员，为何在“大款”面前竟然像一个被摆弄的木偶，唯命是从、“任劳任怨”？这是金钱的魔力？
三、交好“同僚”：一些时候同僚不仅是简单感情的结合体，更是利益的结合体，这几乎是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之一。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他在沈阳市和辽宁省任职期间，与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腐败分子结交甚密，彼此形成了利益圈子，相互勾结，权钱交易，利来利往，把官场当成势力场。由过去的同学、同事、同志，渐渐变成互相利用，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共享既得利益的同伙，最终一损俱损，一毁俱毁，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交好“上级”：上级掌握着升迁大权，何止要成为“朋友”，更要想方设法哄得上级开心。北京市延庆县原县委书记刘金生，在任顺义县顺义镇党委书记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刚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儿子。他以金钱开道，不惜动用巨额公款，在陈公子身上进行感情投资。刘金生先后3次请陈公子出国出境，陈公子要用车，刘金生先后送给他3辆轿车。逢年过节，刘金生在陈公子引见之下，必到陈希同、王宝森等领导干部家问候，每次必所送礼物。刘金生的感情投资使他迅速钻进以陈希同为核心的小圈子中，在陈希同及其手下的提携下，劣迹斑斑的刘金生被破格提拔，连升数级，当上延庆县县委书记。私交竟有如此神通。
五、交好“麻友”：河北省阳原县原县委书记张新政好搓麻将，人称“麻将书记”，一帮势利小人经常奉陪左右，且故意输钱，久而久之，这些“麻友”都被他委以重任，成了他的“麻将常委”，整个县城被他们这一伙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最后“麻将书记”也被送上了法庭。“搓麻”水平成了“为官的基本素质”，赌博变成了“拉帮结派”的纽带，升迁晋级的捷径，行贿受贿的妙术。同僚之间、上下级之间，不赌不热，不赌不亲，赌而融赌而密赌而信，赌而提拔，真令人匪夷所思。
六、交好“酒友”：从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关系和感情，往往都是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人送绰号“三敢书记”，何谓“三敢”？就是“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这位大人还嗜好饮用美国的蓝带啤酒，于是百姓又加授“蓝带书记”。难怪有的领导在选用干部的时候，认为“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把会喝酒、酒量大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喝得满地爬，这样的干部要提拔”，就是不去理会是否“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七、交好“大师”：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被“大师”预测到“有当副总理的命，但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一座桥；河北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被风水师预言“5年内将成封疆大吏”，心花怒放一掷8000元；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高志信违规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宾馆，还在宾馆旁盖了一个“粮神殿”，里面供奉了3尊神像。最后，这些“大师”都没能保佑他们。
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六）吴越论春秋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世界最庞大，中国的官员数量也绝对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前几天才看到网友曝出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的新闻，想不到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日又出了河南新乡市的副市长编制竟然比铁岭还多2个，秘书长下面有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这还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难怪网友惊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新乡的副市长、副秘书长多得扎堆，打麻将可以凑几桌。
副职超编扎堆，说到底，是官员的利益使然。政府机构的存在和维系虽然在法律上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实际中总是难以脱离部门利益，尤其是部门领导利益的纠葛。扩大本部门的编制，不仅能够为领导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声望，更增加了其维持和提升自身地位的几率。正是在这种官僚组织的本性驱使下，政府部门的每一次机构精简都显得“伤筋动骨”，每一个部门在精简中莫不想着维持甚至借机扩大自己的编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了多次较具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精兵简政措施，但是一些政府机构仍然难以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的不规范性、不科学性、不严格性，甚至随意性。比如一级政府，究竟应该有几个副职，我们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规范的秩序、科学的设置。于是一些要官的、跑官的、买官的、需要“照顾”官的人就不得不给予、不得不安排，不得不照顾。于是副职队伍就无限拉长，“南郭先生”也随之增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官场怪圈，职务越来越高，管事越来越少，皇粮越供越众，办事越来越难。这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官制体系，最终令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用于民生的投入越来越少，社会腹诽越来越多，大大降低了人民政府威望。
副职泛滥，归根到底在于制度阙如，领导班子成员的编制无明文规定。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政府领导班子的设置均没有明确的办法，对政府部门的编制尤其是副职人数并无明确的控制，这不仅与民主、法治原则相悖，法无禁止即许可。这自然成了“副职泛滥”的缺口。而且也是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甚微，机构精简后再度膨胀，以至最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的重要原因。而副职膨胀，又必然埋藏着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水里鱼多水不清，世上官多不太平。
副职就是为正职顶雷的，一旦安全出事故，先搞副职，就是反腐败也是先抓副职，正职总是有人掩护，所以副职越多，正职越安全。
众所周知，政府里的官多了，对老百姓来说不是好事。一是办事效率降低。老百姓有事，还真找不到人；二是，增加了行政成本。每个官都会享受到相应级别的待遇。待遇是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三是权力滥用，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四是容易产生用人制度上的腐败。反正副职再多也没关系，只要有人付出腐败成本，那就可以往副职上“挤”。副职扎堆，各负其责，那倒好说，无非是增加行政成本。但常见的情形是，要么龙多不治水，揽功诿过；要么各立山头，相互扯皮。结果，政府机关被副职们变成了名利争斗场所，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广大纳税人。
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但一直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收效。为什么？其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官制”不严格、不严肃、不规范。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管住人，二是要管住钱。组织部门要在制度和纪律上扎紧违规进人、违规增编的口袋，坚决纠正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情况，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同时，各级人大还要严把财政预算关，对于超编人员不予核拨经费，严格公务员工资发放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的官制是应该有个严格的规矩了。
